立法研究院长期关注立法理论与立法实践，创办了“立法名家讲坛”这一品牌活动，邀请国内各领域学者专家探讨立法的重要问题与前沿问题。然而，我们意识到，尽管言说已是一种行动，但仍远远不够，还应当有对话：专业之间的对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中西之间的对话，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对话，等等。不过，这种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另起炉灶，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借用已有的资源，去挖掘其中已被记录但尚未被发现的重要议题或问题。是以，立法研究院推出了“名家讲坛实录”系列。该系列选取以往的名家讲坛主旨演讲，在取得嘉宾授权的前提下，将演讲整理为文字稿发布，供各位同仁学习与探讨。

本期选取李林教授的讲座作为名家讲坛实录第6期予以推送。本次讲座围绕法学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当思考研究的若干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由讲座音频转录整理，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对文字做了一些删减和改动，但并不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若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乃编辑团队之责，请读者指正。

今天的讲座开始前，首先声明一下：第一，本次讲座并非一篇完整的论文，而是坚持问题导向，有选择的讲几个重点问题，并不追求论文的体系化和严密的逻辑论证；第二，对于拟在教学科研方面有所发展和建树的中青年老师和同学，可重点关注本次讲座在宏观方面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而非细枝末节的观点和结论。

第一部分，我想分享在法学研究和论文文章写作方面的个人心得体会。

首先，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法学学习和研究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三管齐下，即将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三者相结合。例如，我们在做课题研究时，需要同时想到，除了完成课题写作任务和发表论文外，是否还能写出研究报告、发表理论文章。在对学术、理论和应用对策作出相对界分的前提下，三管齐下进行设计，统一收集和汇总三方面的资料，在写作时明确目标，增强针对性，力争一鱼多吃。下面将分别介绍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

第一，学术研究具有长期性、规律性、普遍性、学术性、国际化、终生性等特点。所谓“短平快”的学术研究只是在标榜学术，很难产生真正的学术成果。法学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国情和实际，但它的参照系，主要是人类法治文明创造的法学/法律学术成果，强调法学/法律研究的普遍性、共同性、规律性、学术性、全球化、大趋势等特征。法学学术研究能否参与主流国际法学学术对话并在其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实践法学研究如何助推审判工作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必须双向奔赴》（法制日报，2023年12月27日）

作为学术研究而撰写一篇论文的潜在要求是，能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例如法理学、民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问题研究，除了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还需要知道目前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同样问题正在进行何种研究，采用何种话语体系，研究到何种程度，自己撰写的这篇论文是否能在他们讨论对话的平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产生何种影响力等等，这才是真正的而非标榜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将论题和视野放到世界平台上，放到国际对话、国际交流、国际研讨的背景中设计和展开。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学术研究要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彰显中华民族的文明理性和文化底蕴。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学大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例如法学的许多名词、概念、范畴、逻辑、方法、原则、规范等来自于域外，而目前我们正在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就是要彻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形成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

2020年11月6日，李林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望京校区作主题为“当代世界法系发展与中国法律体系构建”的讲座。

由学术研究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如果要从事法学学术研究，那就意味着你将走上一条非常艰辛坎坷、非常具有挑战性、艰难性和终身性等特点的人生道路。如果缺少这种清醒的认识，那是短视和不成熟的，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第二，理论研究侧重于围绕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大战略需求等展开研究。相较于学术研究的终生化等特征，理论研究通常具有时效性、应对性、现实性等特点。当然，法学学术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法学学术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法学理论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应用和展开。我国法学法律界的许多研究及其成果，属于理论研究范畴。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2018年修宪，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簒，民法典编纂，法治体系建设、司法体制改革，法治领域改革，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等的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重要时间段/点，通常都是法学理论研究及其成果产出的高峰期——诸如各种课题立项，论文和理论文章发表，对策建议报送，著作出版，讲座授课等等，会呈现井喷现象和滚雪球效应。

第三，应用对策研究通常具有短平快，及时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见效快等特点，目前法学领域战略性、前瞻性、预测性的对策成果较少。一般而言，应用对策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为智库成果，包括智库报告、对策建议等。应用对策研究需要有要报意识，并且在撰写对策建议时要遵循“三点一线”的方法，“三点”包括正确的问题、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问题”主要是于决策者的角度而言，选择的问题要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例如，在全国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编写《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等，都是得到决策者的批示而展开的。简而言之，中国法治发展需要努力把法学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法治智库成果，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面作出决策决定的重要参考。

“正确的时间”类似于“公鸡打鸣”的时机。2025年便是一个好时机。一方面，今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五周年，是否应当创新发展以及如何创新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值得研究；另一方面，今年是法治中国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五年期满的验收年，如何验收以及如何制定新规划值得研究。同时，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其中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等内容也需要深入研究。除此之外，目前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我国法治上的有关应对之策也值得研究。这些都是时间节点问题，需要有“正确的时间”意识。

“正确的方法”亦十分重要。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研究所接到一个重要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学习研究后，发现其中存在不符合宪法法律有关规定的内容。为了能够把存在的法律问题及时有效反馈到决策机关，于是在反馈意见中提出，目前宪法、选举法、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无法契合文件规定，需要注意避免出现宪法法律与文件规定不一致的问题，即采用“反说”的方式，增强了意见的可接受性，对文件出台发挥了良好作用。

总结起来讲，与学术和理论研究不同，在应用对策研究中，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三个正确”，即正确的问题——选题价值，正确的时间——报送时机，正确的方法——有效途径，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部分，我想重点谈谈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当下和未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述、阐释中一个最重大、最核心、最基本的名词术语概念和学术理论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在概念术语的表述上，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知识体系强调的是学术话语体系，当我们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制度、战略等研究时，需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比较和对话。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叫“学术话语体系”，凸显普遍性、共同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理论话语体系”，强调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差异性等属性。

我们需要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两者研究、考察、论述、阐释的本质上是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对象，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为之奋斗的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伟业。同样一个问题，例如全面依法治国、宪法实施、立法发展、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等，如果用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去研究和解决，其内含的是一种人类法治文明的逻辑；如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话语体系去研究和解决，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逻辑，二者之间在指向性、参照系和侧重点、表达方式等方面亦存在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主要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从两个角度作出界定、展开研究的。一是从“社”与“资”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博弈角度；二是从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与“旧”两种不同发展模式角度。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把苏联和东欧模式叫作旧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者叫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具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定性上“社”与“资”的问题；二是时空上“新”与“旧”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格局之下，相对淡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对话和文明交流，体现出这种话语体系的普遍性、共同性、包容性等特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一是定性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定位特征，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相统一。

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另外一套既有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及其历史方位的坐标体系。“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普遍性”与“差异性”相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历史方位、时代背景和聚焦点、参照系。在我们谈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问题时，背后的一个重要话语逻辑，便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把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和坐标体系，从人类文明“纵”和“横”的两大时空维度作出比较和界定。在纵向时间维度，强调世界文明数千年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演化的规律性、阶段性、现代性等属性；在横向空间维度，强调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性、共同性、创新性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是在世界文明大格局、大视野、全球化的对比中，彰显自己的民族基因和文明特色。

我将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坚持民主自由。之所以将坚持民主自由放在首位，是因为在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中，是以“世界——国家——公民”为脉络予以表述的。我认为，于人的角度而言，民主自由是其逻辑起点。从概念原理上讲，民主自由蕴含着五对矛盾，包括人权对抗神权、民主对抗专制、自由对抗独裁、平等对抗特权、法治对抗人治。在我国，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的最新发展成果。同时，从世界角度而言，西方的“和平演变”“第三次民主浪潮”“颜色革命”，不仅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悲剧发生，也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殷鉴不远，当以铭记。在我国现阶段，我们采取“民主要稳，法治要快”“先建堤坝再灌水”的政治发展思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协同推进，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1年4月25日上午，在法治浙江建设15周年之际，浙江省委召开法治浙江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造法治浙江建设“金名片”。

第二，坚持人民主权。民主自由是个一般性的概念，在社会和国家的层面，民主自由的概念需要转化为一种制度存在。目前，我国共识度比较高的表述为人民主权，而并未采用主权在民、主权在君、主权在议会、主权在宪法等表述。国外许多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且属于人民”，而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家的权力源自人民赋予”。那么，“人民的权力（权利）从何而来”“人民的权力（权利）如何转变为国家权力”“国家的权力如何转变为公权力主体的权力”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三，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在我国，宪法法律至上就是人民至上，这是人民主权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同时，“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第四，坚持尊重保障人权。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追求，法治的目的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在国际视野中，联合国人权宪章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曾有人认为，《世界人权宪章》是西方人权观的产物。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年起草《世界人权宪章》时，中国外交官张澎春先生对之作出了世界公认的重要贡献。人权是人民幸福的具体化法治化。

关于三代人权的理论，通常认为第一代人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关键问题是，这三代人权背后体现的价值追求为何。国际人权理论普遍认为，第一代人权体现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第二代人权体现的核心价值是平等；第三代人权体现的核心价值是博爱，三代人权集中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体现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因为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在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想要实现，通常只需要他人不约束、不控制即可实现。因此，这类权利又被称为消极人权。为什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体现的价值追求是平等。因为包括医疗、养老、受教育、住房、就业等权利在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权利主体自身无法兑现，而需要政府、社会等提供相应帮助才能实现。因此，这类权利又被称为积极人权，国际上亦有国家将其称为社会主义权利。这类权利的实现使得贫穷者获得帮助，缩小贫富差距，本质上彰显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价值。

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只有第一代人权属于真正的人权，因为只有其受到侵害时才可以诉诸法院，即具有可诉性。而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权不具有可诉性。目前正在讨论的第四代人权，例如数字人权等。我认为，如果论证成功，那么第四代人权体现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大同。社会大同、人类大同、世界大同，昭示了比“博爱”更加深刻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中国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