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教授从我国近二十年来刑法立法及其引发的问题出发，围绕我国刑法立法趋势、立法所面临的批评与回应以及自己对刑法立法的看法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首先，周老师指出，当前我国的刑法立法趋势体现了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即刑法立法的活跃化、活性化。危险驾驶罪和与考试作弊相关罪名的设立，表明立法者在罪名设置上思想已经很解放，与传统上将犯罪定位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相比有所变化。立法中增设的危险驾驶罪、虚假诉讼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等轻罪，体现了处罚早期化；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罪名的设立，则体现了刑法处罚范围和参与社会治理范围在变广。许多教授对轻罪立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立法使得刑法的谦抑性丧失，导致刑法工具化。在周老师看来，这些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古典刑法观认为犯罪的范围越小越好，刑法立法越消极越好，从而认为一个行为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时刑法才应该去管。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与古典刑法观所设定的场合不相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且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会出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都无法规制的行为，因而增设新罪是必要的。从日本、英国、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的刑法立法趋势都是在做“加法”，都在用刑法参与社会治理，刑法立法观并非像传统那样保守。因此，周老师强调，“对刑法谦抑性的理解，不是一味地消极和保守，应恰到好处”。

       接下来，周老师对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第一，增设新罪是管理社会的“刚需”。以网络犯罪立法为例，网络空间的犯罪与现实社会中的犯罪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现实社会中共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联络是容易查证的；但在互联网中的犯罪，环节切割明显，查证共犯之间的关系不易，这与传统犯罪不同，因而不能用传统犯罪治理思路治理网络犯罪。第二，处罚早期化是必要的。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处罚预备犯的恐怖主义犯罪罪名，正是立足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现实需求。第三，刑法谦抑性不反对增设新罪，而恰当的刑法立法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恶意欠薪行为入罪时，刑法设置了有支付能力拒不支付、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转移隐匿财产等诸多前提条件，因而足以入罪的行为与一般的欠债不还是不同的，与刑法中其他罪名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当的，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最后，周老师就增设新罪应该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在社会转型中增设新罪的必要性是存在的，如在当下社会增设暴行罪、背信罪和妨碍业务罪等都有现实需求。但是，增设新罪是有限度和受约束的，一方面，应当用法益概念来制约立法。有一些领域如果只涉及到道德，就不应该用刑法制止；有的完全无被害人的犯罪，增设新罪时要很慎重；有些完全属于政治宣示的犯罪，就没有必要增设。保护法益最后指向人的生命或财产时，刑法才能增设新罪；而单纯为了保护一种管理秩序时，则没有必要增设新罪。另一方面，也应该进行关联考虑，犯罪的附随后果不能太严重，立法的实证基础需要仔细思考，立法中民众的情绪需要准确评价。

       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将本次讲座的气氛推向高潮。对于司法解释中认定受贿罪共犯有无违反刑法的问题，周光权教授认为司法解释试图缩小共同犯罪的范围，主要是基于实务中证据证明问题的考虑。针对“犯罪标签”的存在是否导致扩大犯罪范围带来过多不利后果的问题，周老师指出增设新罪确实需要许多配套的改革，附随后果不能太严重，可以通过前科消灭、太轻的罪不做前科记载等方式解决。就法律解释与设立新罪的关系的问题，周老师认为有文本才有解释空间，如果立法不及时增设新罪，法官没有解释空间。有同学提出侮辱国旗、国歌罪保护法益不突出，设置上述罪名有浪费立法资源之嫌，周老师则指出，上述行为在很多国家都是犯罪，伤害了国民情感，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法益，因而设立是必要的。对于行为的危害性到什么程度才应该规定为犯罪的问题，周老师认为当行政法等足以保护法益时，应该坚持将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但其他法律不够用、不足以保护法益时，刑法则应该介入，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便是典例。就应当如何看待刑法谦抑性的问题，周老师指出，虽然新形势下没有必要强调犯罪一定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社会转型期增设的新罪要以保护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为前提，因而总体上还是要坚持刑法谦抑性。周老师对上述问题的详细解答，加深了在场师生对于积极刑法立法观具体内涵及其限度问题的理解。

       整场讲座，节奏明快，内容充实，在有限的时间内周老师向在场师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刑法的魅力。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都觉意犹未尽，继续“缠着”周老师请教。希望同学们能够以此次讲座为起点，不断培养自己对于刑法学习的热情，继续关注刑法立法的现实问题。